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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被告人知悉证据的内容是谁的责任?
发布时间:2013/8/22 10:13:33 阅读 来源:银川市律师协会 收藏

   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,控方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,律师接受委托为被告人辩护,被告人当然有权知悉指控其犯罪证据的内容。问题是这是控方的责任还是律师的责任?是在开庭时让被告人查阅还是在开庭之前就要完成这项工作?   在司法实践中,基于诉讼成本及诉讼效益的考虑,庭审时间往往很短促,不可能给被告人充分的时间查阅、辨认证据,而面对一册甚至三五册的卷宗证据材料,控方也多是摘要宣读,是否断章取义,是否客观准确,被告人一概不知,被告人显然无法发表有力度有深度的质证意见,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就会大打折扣。   尽管律师的辩护权来自于被告人,由于阅卷权依附于辩护权,实际上律师的阅卷权也来自于被告人,而在现实生活中,律师将从法院复制的卷宗证据让被告人查阅辨认,是律师非常头疼的事,有的律师甚至为此被刑事追究。   若被告人不查阅证据、辨认证据,对证据的客观性、合法性、相关性就很难发表不同意见,律师也很难发现证据缺陷与证据瑕疵,律师辩护的力度深度也会受到很大影响。律师主动让被告人查阅证据辨认证据,在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,目前律师却潜在巨大的职业风险。律师该何去何从?   带着困扰中国律师最棘手的问题,田文昌主任飞抵法律制度及律师制度相对成熟的美国,重点实地考察了这个问题。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,田文昌主任发现,在美国律师不存在会见被告人时可不可以告知证据内容的问题,相反若律师不向被告人开示证据反而是错误的,是一种违规行为,因为被告人不知悉证据的内容,就无法对证据发表不同意见,律师也无从与被告人充分酝酿客观的辩护策略,制定正确的辩护方案。   律师不将证据交给被告人看是一种失职行为,跟我国律师不敢或者不能让被告人查阅证据,二者存在明显差异。   在中国之所以有一些人不同意或者坚决反对律师让被告人看证据,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被告人查阅证据之后出现翻供,律师存在串供嫌疑。田文昌主任就将此疑惑抛给美国的职业法律人,他们的回答非常明确,那就是:那是警察的事,不是律师的事。   李贵方博士在国外深造多年,对刑事诉讼有很深的造诣,就此问题笔者请教了李贵方博士。在肯定了美国被告人有权获得阅卷权做法的同时,他发表了非常独到的观点,他认为在中国让被告人知悉证据的内容应是控方的责任。   在美国被告人享有沉默权,也就是米兰达规则,司法对被告人口供不存在依赖,所以律师让被告人查阅证据、辨认证据,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被告人在见到自己的律师之前可以沉默,见到律师之后被告人的口供翻供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。   我国目前没有规定沉默权,口供似乎是“证据之王”,司法还很倚重被告人的口供,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花样繁多的刑讯逼供,口供的不稳定性就会大大增加。   控方指控被告人有罪,控方自然要承担举证责任,当然也有义务向被告人开示自己取得证据。《刑事诉讼法》也明确规定在庭审过程中,被告人享有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权及对书证、物证的辨认权,但是在短短的庭审时间内,让被告人通过听证据的摘要宣读,立即对物证、书证发表质证意见,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,也不能提高诉讼效益、降低诉讼成本。   既然在起诉法院以后,控方的证据都已经固定完毕,控方理应在庭审之前让被告人看到指控他犯罪的各种证据,这是控方的责任。这样做既能充分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,更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,同时也能节省诉讼资源。   律师是被告人的辩护人,让律师将证据交给被告人查阅、辨认,只是一种补救,只是一种变通。这种折中方法需要立法予以明确,否则在目前情况下等于将风险转嫁给了律师。   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同等重要,被告人取得阅卷权是其自我辩护权行使的前提与基础。《刑事诉讼法》即将被修改,对这个困扰每个刑事案件,同时也是困扰每个刑事律师的棘手问题,希望通过立法方式得以圆满解决。   (作者:   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,控方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,律师接受委托为被告人辩护,被告人当然有权知悉指控其犯罪证据的内容。问题是这是控方的责任还是律师的责任?是在开庭时让被告人查阅还是在开庭之前就要完成这项工作?   在司法实践中,基于诉讼成本及诉讼效益的考虑,庭审时间往往很短促,不可能给被告人充分的时间查阅、辨认证据,而面对一册甚至三五册的卷宗证据材料,控方也多是摘要宣读,是否断章取义,是否客观准确,被告人一概不知,被告人显然无法发表有力度有深度的质证意见,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就会大打折扣。   尽管律师的辩护权来自于被告人,由于阅卷权依附于辩护权,实际上律师的阅卷权也来自于被告人,而在现实生活中,律师将从法院复制的卷宗证据让被告人查阅辨认,是律师非常头疼的事,有的律师甚至为此被刑事追究。   若被告人不查阅证据、辨认证据,对证据的客观性、合法性、相关性就很难发表不同意见,律师也很难发现证据缺陷与证据瑕疵,律师辩护的力度深度也会受到很大影响。律师主动让被告人查阅证据辨认证据,在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,目前律师却潜在巨大的职业风险。律师该何去何从?   带着困扰中国律师最棘手的问题,田文昌主任飞抵法律制度及律师制度相对成熟的美国,重点实地考察了这个问题。经过长时间的调查研究,田文昌主任发现,在美国律师不存在会见被告人时可不可以告知证据内容的问题,相反若律师不向被告人开示证据反而是错误的,是一种违规行为,因为被告人不知悉证据的内容,就无法对证据发表不同意见,律师也无从与被告人充分酝酿客观的辩护策略,制定正确的辩护方案。   律师不将证据交给被告人看是一种失职行为,跟我国律师不敢或者不能让被告人查阅证据,二者存在明显差异。   在中国之所以有一些人不同意或者坚决反对律师让被告人看证据,最重要的理由是担心被告人查阅证据之后出现翻供,律师存在串供嫌疑。田文昌主任就将此疑惑抛给美国的职业法律人,他们的回答非常明确,那就是:那是警察的事,不是律师的事。   李贵方博士在国外深造多年,对刑事诉讼有很深的造诣,就此问题笔者请教了李贵方博士。在肯定了美国被告人有权获得阅卷权做法的同时,他发表了非常独到的观点,他认为在中国让被告人知悉证据的内容应是控方的责任。   在美国被告人享有沉默权,也就是米兰达规则,司法对被告人口供不存在依赖,所以律师让被告人查阅证据、辨认证据,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被告人在见到自己的律师之前可以沉默,见到律师之后被告人的口供翻供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。   我国目前没有规定沉默权,口供似乎是“证据之王”,司法还很倚重被告人的口供,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花样繁多的刑讯逼供,口供的不稳定性就会大大增加。   控方指控被告人有罪,控方自然要承担举证责任,当然也有义务向被告人开示自己取得证据。《刑事诉讼法》也明确规定在庭审过程中,被告人享有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权及对书证、物证的辨认权,但是在短短的庭审时间内,让被告人通过听证据的摘要宣读,立即对物证、书证发表质证意见,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,也不能提高诉讼效益、降低诉讼成本。   既然在起诉法院以后,控方的证据都已经固定完毕,控方理应在庭审之前让被告人看到指控他犯罪的各种证据,这是控方的责任。这样做既能充分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,更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冤假错案,同时也能节省诉讼资源。   律师是被告人的辩护人,让律师将证据交给被告人查阅、辨认,只是一种补救,只是一种变通。这种折中方法需要立法予以明确,否则在目前情况下等于将风险转嫁给了律师。   保护人权与打击犯罪同等重要,被告人取得阅卷权是其自我辩护权行使的前提与基础。《刑事诉讼法》即将被修改,对这个困扰每个刑事案件,同时也是困扰每个刑事律师的棘手问题,希望通过立法方式得以圆满解决。   (作者:段建国,开物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副主任,北京市优秀刑事辩护律师,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,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理事,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委员会委员,《中国律师》杂志、《中国律师网》特约评论员,邮箱:djglawyer@126.com) ,开物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副主任,北京市优秀刑事辩护律师,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,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理事,北京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委员会委员,《中国律师》杂志、《中国律师网》特约评论员,邮箱:djglawyer@126.co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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